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客观分析，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它也有负效应，在前进道路上坠入了“超速增长陷阱”。

　　所谓“超速增长陷阱”，是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客观条件可承受限度，而引起一系列副作用。据一些专家测算，我国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年均GDP增长率7%~8%为适度。但实践结果却接近年均10%。这样超高的速度，付出的代价就是发展长期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和高通胀。

　　为何超高速会发生这样的负效应呢？因为片面追求高产出，就会倾向于在高效益、不会兼顾在低效益的地区和行业投资，导致效益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不平衡不协调；片面追求高产出，就会只顾当前不顾长远利益，不惜超耗资源、超排有害物，导致环境生态恶化而不能持续；片面追求高产出，就会超多投资，超多发行货币，导致高流动性，高通胀。因为GDP增长率与通胀率正相关，增长率会相应推高通胀率。不是说不超高增长就不会发生上述“三不一高”问题，而是即使发生问题通过宏观调控较易纠正。而超高速则必然发生“三不一高”，且不降速只进行调控难以奏效。因此，虽然我们早在10年前已发现存在比较严重的“三不一高”，但不降速度，只大力“调控”，但至今“三不一高”依然严重。

　　超高速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年均速度6%左右就可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几个五年计划，对经济增长率是建议4%至7%。但贯彻中往下逐层加码，实绩又比计划高。出现这种怪现象，一是我们国家贫穷，干群有强烈的赶超愿望，而又不懂欲速不达的道理。二是各级领导普遍存在GDP迷信思想，至今仍未肃清。

　　到了去年，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省市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GDP增长率低于8%，即所谓“破8”情况(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市继续超速增长)。在我看来，这本是好事，但有些人却把此看成是“经济下行压力”。今年全国“两会”提出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为7.5%。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中要求至2020年，把握年均经济增长7%左右的速度。这意味着我国开始纠正“超速增长陷阱”。

　　有些国家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以速度下降为标志的。所以，中国要警惕的是坠入“超速增长陷阱”，而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是要设法提高增长速度；而要解决“超速增长陷阱”，则应适当调低增长速度。我国越过了“超速增长陷阱”后，就应当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探索最佳发展速度，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