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情况来看，即便欧盟各国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统一，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依然会存在。如果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那么，更多的储蓄和资源还是会由富裕国家来掌控，穷国和债务国依然会面临债务融资的困境，还是要靠外部借贷来实现增长。所以，ESM(欧洲稳定机制)不能根本解决欧洲的债务问题，它只是一个缓冲带，可以平复一定的金融市场的波动，解决一些表层问题，比如重债国国债税率过快飙升导致的偿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但是深层次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构建问题，很难解决。

　　欧债危机解决的根本在于制度重建和经济重建。早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就提出，放弃名义汇率后着重用三个替代机制为地区调整提供缓冲，这三个替代机制分别为跨地区财政转移、联盟内移民以及应对冲击时有调整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但事实上，成立货币联盟的这三个基本条件并不具备，很大程度上，欧元更像是欧洲一体化的“早产儿”。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它就被寄予过多的期望，既被寄予加速欧洲融合的使命，也被寄予欧洲复兴的希望；既有经济利益的诉求，更有政治的角逐与博弈；既要求货币政策独立性，又要承担债务货币化职责，所以对于欧元来讲是不能承受之重。

　　庆幸的是，不管怎样，欧洲还是在向前走。在解决短期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危机的同时，欧盟也在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比如欧洲理事会要审查各成员国落实此前6月峰会达成的“增长与就业契约”，具体措施包括推进“欧洲2020”战略，深化欧洲单一市场，建设创新型欧盟，建设真正的欧洲劳动力市场等。这些措施正是回应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缺陷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性问题。虽然重建欧洲经济和货币财政制度绝非一日之功，但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没有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