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面临重要转型关口，温州金融创新是倒逼之下的改革举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温州模式，将只存在于一代人的记忆之中。但目前轰轰烈烈进行的温州金融创新，可能走偏。

　　笔者担心的第一个问题，温州是否丧失了三十年前在一张白纸上的改革勇气，转而相信强权，墨守成规。

　　一个案例可以证明既得利益集团的可怕。4月初，泰顺县立人集团资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发文，宣布温州立人集团资产处置10日启动，并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抽身”。4月7日，立人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第9号公告称，泰顺县纪委和县委组织部已联合印发相关文件，要求去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宣布停止支付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前后，若有党员干部提取不合规定资金，“必须一律自行退还”。虽然地方官员进行了澄清，但是集资时“让领导先进”，出现风险时“让领导先退”的疑云却挥之不去。

　　温州官本位文化有抬头趋势。小贷公司向村镇银行升级，有多少小微企业由此获利这一根本问题被搁置一旁，改进不合理的小贷公司制度弃置不论，争取通过数家小贷公司通过审批反而成为重要议题。如此小家子气的争取优惠政策，哪里是关键时刻根本性的金融制度改进，哪里是勇气与智慧的象征，更像挟中小企业之困，向上级政府“撒娇”。

　　笔者担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温州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使资金不愿意进入。

　　银行贷款逐低风险之利，而创投逐高风险的未来前景之利，企业既无前景又无成熟的经营模式，必然成为资金荒漠，这是资金拥有者的理性选择。

　　《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温州本地企业不受温州本地创投的追捧，而温州本地创投偏好外地项目股权投资。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09年以来，先后有金龙机电、正泰电器、森马服饰、温州宏丰4家注册地在温州企业登入A股市场。但是这4家已上市的企业中，均没有温州本地创投的身影。上海一位PE人士表示，“温州本地资源匮乏以及产业面临‘空心化’，其他地方受国家鼓励新兴行业要比温州当地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纺织业更受PE的关注。”对此，一位温州当地私募股权人士也表示认同：“从投资角度，外地的项目更好，为什么不投？”温州本地产业的滞后使创投无处着力，资金外溢成为必然。

　　笔者还担心，温州创业文化已经受到快钱文化荼毒。

　　深圳、上海等地创投风起云涌，作为民间资金丰沃地的温州，却十分沉寂，甚至在省内都位居后席。据“浙江省已备案创业投资企业”数据显示，温州本地创投实力明显落后于省内杭州、绍兴等地区。截至2009年底，在省内备案的创投企业为38家，其中温州地区仅有温州天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温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两家，而杭州地区和绍兴地区就分别占了25家和6家。而至2010年，备案的创投企业数量增至47家，但温州地区增长家数为零。近几年，尤其是创业板开闸之后，深圳、上海、苏州、天津等地创投颇为活跃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投资回报；但温州创投身影在资本市场上露面甚少。

　　有温州私募股权人士表示，“‘三分’月息甚至更高的高利贷，或抱团炒点什么，短期内便可获得高回报；在一个追求高收益的投资环境下，愿意拿钱出来做LP的人很少，因为投资的机会成本太大。”温州炒房团、炒煤团、高利贷盛行，投资者适应了在不正常的高利润环境下赚快钱，正常的金融业发展十分滞后。资金将正常的回报视作不正常，看不起行业的平均盈利。在快钱文化的诱惑下，温州资金的取向偏离了正道。他们走得太远，忘记了前进的方向。

　　让人更担心的是，一味贪大贪全贪洋，做足表面功夫，可能对身边的智慧视而不见。

　　4月14日，温州市委组织部发布消息，决定面向全国竞争性选聘108名金融人才，包括市级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9名，市级金融机构中层管理人员13名，县(市、区)金融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17名。省属或区域性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中、高级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人才69名等。其中最高年薪100万元，岗位是温州银行招聘的2名副行长。

　　招聘金融人才，目标是发展金融。招聘金融人才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昭告天下，温州正在进行金融改革？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与民间信用文化的合拍。金融关键就是定价体系与风险控制，温州招聘这些人才，是为了建立正确的定价体系，还是为了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只能无语问苍天。

　　温州旁边的台州，有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行之有效的小型法人金融机构，风险与定价系统自有特色。而上世纪80年在温州苍南县金乡农信社试行“存贷利率浮动”，到1987年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温州的利率浮动试点，又给风险控制提供了什么经验？在关键领域语焉不详，却在表面文章上做足工夫，这不应该是坚定的改革者的姿态。

　　温州创新需要勇气与智慧，需要有筚路蓝缕的开拓者，需要对民间金融信用文化的尊重与重塑，需要专业金融人才对定价的准确理解。离开这一切，温州金融改革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