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李向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

　　2012年刚一开年，国际评级机构就向欧洲展开猛烈攻势。先是标普于1月13日下调了9个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包括摘去法国和奥地利的3A帽子，继而又于1月16日宣布将欧债危机解决利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信用评级从此前最高的3A调降至AA+；最近一次是惠誉于1月27日宣布下调5个欧元区国家评级。选择在人们对欧洲领导人解决欧债危机希望重燃的时刻出手，国际评级机构遭到了来自欧洲当局、经济学家乃至媒体评论员的一致炮轰，更富戏剧性的是，这一次连市场反应都相当麻木。从次贷危机前的锦上添花、无视风险到欧债危机中的过激反应、落井下石，评级机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评级机构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化解之路何在？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近期国际评级机构接连出手调降欧元区国家评级的原因及其对欧债危机进展的影响？

　　李向阳：国际评级机构最近的降级举动，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欧元区各国财政紧缩可能会加剧经济增速放缓，令债务问题的解决更加渺茫。通常认为，解决债务问题只有两个出路，即增税和减支，事实上这也正是原来评级机构所倡导的。此前评级机构调降欧元区国家评级或作出负面展望的理由往往是政府紧缩力度不够，但现在这些机构又将降级的理由修正为紧缩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尽管在不同时期，这些理由有其存在的不同背景，但总体来说，评级机构的前后矛盾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至于影响，对于评级机构近期的几次大举动，市场反应相对平淡，因此我认为其对危机的影响已不似当初。现在市场对欧债问题真正关心的已不是评级结果，而是欧洲治理机制能否发生根本变化，即能否改变其缺乏统一财政体制的现状、改变其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以及高福利社会的弊病。目前来看，在治理机制上，从去年底的欧盟峰会开始，欧洲当局已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覆盖除英国外所有欧盟国家的财政契约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变成法律，EFSF也正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市场关注焦点的变化以及评级机构信誉的下降，使得降级对市场乃至危机进程的影响大为减小。我认为，今后欧债危机走向的决定因素中长期在于治理机制，短期在于EFSF资金来源以及希腊与私人债权人的谈判上。

　　陈凤英：客观地讲，评级机构下调这些国家评级有其自己的理由。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欧债危机恶化，而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始终不能令这些机构感到满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评级机构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因素。欧债危机与次贷危机不同，后者更多是私人银行和公司出问题，而前者是国家出问题，是国家的信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问题很严重，只要人们对国家解决问题的领导力有信心，问题就可逐步解决。否则即使问题不那么严重，但人们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放大破坏力。毕竟现在出问题的不再仅仅是希腊等“欧猪”五国，而是在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如果没有政治意愿，将极有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使是德国也难以自保。

　　近期市场反应表明，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小，这与欧洲当局通过描绘未来治理机制改革蓝图进而转变市场焦点有关。但不得不承认，降级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仍然很大。除众所周知的融资成本上升外，政府信誉下降乃至由此带来的士气低迷和心态变化可能更有杀伤力，恢复起来也需要更长时间，从而令事件的短期影响长期化。总体来说，我认为这种心态变化会导致投资避险情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在西方国家去金融化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流动性紧缺，从而对资本市场产生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