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应该大力启动民有化改革、抑制税负扩张、赋予农民工迁徙并落户城镇的权利的一年。

　　2011年继续是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之年。虽然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在谈的话题，但在过去十几年里，由于一次次新的发展机会或者说力量，而被一再推迟。可是，现在没法再推迟了，2011年是应该大力启动民有化改革、抑制税负扩张、赋予农民工迁徙并落户城镇的权利的一年。

　　过去十多年，不仅没改变投资依赖型、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反而是更加强化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但是，经济照样能快速增长。为什么呢？大的原因有三：城镇化红利、WT O红利、国际秩序红利。

　　第一，1998年全面推动住房市场化改革，并同时为家庭和个人推出住房按揭贷款，那些改革举措加上正在发生的城镇化进程，给房地产市场和相关行业带来一次巨大的发展机会，使包括餐饮业、家具装潢业、零售业、金融业都能上升到全新高度。

　　第二，从2001年加入WT O到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是到2010年，9年时间里，整个中国经济和企业，都享受到了WT O红利，让中国的劳动力和制造业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使出口每年大幅增长。

　　第三，虽然中国出口过去三十年在一些国家碰到不同程度的贸易障碍，但总体上，国际秩序对中国依赖外贸带动增长的模式非常友好，冷战之后几乎所有国家对中国商品几乎是无保留的开放，没有太多从战略安全、贸易保护角度排斥中国产品，世界市场没有被划成两大或几大阵营。

　　但是，到今天，上面三大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推到全新高度，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国内需求，特别是民间消费需求，别无旁代。

　　那么，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依赖转向民间消费带动，为什么这么难？

　　核心原因必然在于基础制度安排，中国民间消费增长艰难跟国有制、跟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以及不受制约的征税权有关。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那么在同样G D P增长速度下，其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简单，当主要财产是国有、土地都是国有或者公有的社会，企业产权再升值、国有企业利润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无法感受、享受到这些资产收益，得不到财富效应，因为这些资产收入都由政府独享。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让土地升值很多，国企利润和资产都升值很多，但这些对老百姓的收入和财富没有产生影响，所以，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有限。为什么中国必须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码的稳定，是因为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 D P增速只有官方公布的G D P增长的一半左右，他们分享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

　　为了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型，2011年必须进行下面三方面的改革。其一，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国有股权民有化。即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剩下的国有企业股份装入其中，央企放到全国国民权益基金，地方国企放到各省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将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里，让全国公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其二，制约各级政府的征税权、抑制加税冲动。税负失控的结果是民间可支配收入、民间可支配财富下降，使国富民穷局面恶化，导致民间消费不振。各级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制约。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每个季度起码有两个星期，让全国人大的专业委员会把相应部门领导叫过来问责，以此抑制税负的失控。

　　其三，解决农民工的城市户口问题，让他们享受城镇居民同样的权利和收入待遇、福利待遇，这不仅能让农民工得到本来就该有的尊严，而且必然使几亿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因此带来巨大的消费动能。当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各类金融市场，由此解决好老百姓的未来生活安全问题，使他们今天能更大胆地消费，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