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经济学家对产业政策的争论很火爆，这其实和当年台湾的蒋王之争很类似。

　　这篇文章是蒋硕杰总结台湾经验之作，作为哈耶克的弟子，蒋硕杰用自由派的观点分析的台湾成功的经验，给今天留下了很多启示 。

　　文/蒋硕杰(1918年－1993年)，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

　　台湾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发展中经济的典范。台湾是一个面积为3 9 0 0 平方公里的小岛, 人口密度高, 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然而, 1952-1986年间,台湾人口增长了2倍( 从1952年的813 万增长到1986年的1946万) , 而实际人均收入却增长了7倍。台湾的经济发展为其他的发展中经济提供了有益的重要借鉴。

　　（一）

　　台湾经济的重建和发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留给台湾的工业几乎完全是向日本市场提供商品的( 即制糖和稻米加工)，或是为了满足日本在军事方面的需要，只有其他一些由小规模工厂组成的工业部门是提供当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

　　当时，台湾要维持大量军事力量,还迫切需要修复岛上的经济基础设施，巨大的财政需求使得要达到平衡预算几乎不可能。结果造成战后初期通货的迅速膨胀。

　　当时，台湾经济当局因信奉发展政策方面两个流行的错误观念而吃了苦头。这两个观念当时在学术界中非常时髦，即：第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的最好方式是采取高关壁垒或进口限制，从而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国内市场，以扶持本国幼小工业的发展。第二，为了刺激投资，甚至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情况下，也要维持较低的利息率，从而据说能保证为国内新的工业提供廉价的信贷供给。

　　不幸的是，这两个政策主张都是有害无益的。坚持执行这种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实绩都是非常落后的。台湾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抛弃了低利率政策，把台币价值降低到真实水平，并取消了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和保护性关税，从而最早冲破了这种时髦的发展战略。

　　在实行了这些改革措施之后30年内,台湾经济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几年以后，南朝鲜步台湾之后尘，也取得了显著的高增长。因此，联系这些经验来考察这一发展战略是必要的。

　　（二）

　　我们首先考察这两种流行政策的提倡者所主张的理论观点，然后把这些理论同台湾的实际发展经历作一番比较分析。

　　站不住脚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论

　　赞同这一发展战略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原料、农业和采掘)不存在与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竞争的机会。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投资于这些工业部门，就必须为本国的幼小产业提供强大的保护。

　　这个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完全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比较优势。这也许是由于把高估汇率时任何工业部门都显然不存在绝对优势，混同于任何工业部门都根本不存在比较优势，而后者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种比较复杂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可出口产品的世界市场需求没有弹性(即需求对价格的变动没有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汇率贬值，取消保护性关税壁垒或取消进口的数量限制，将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尽管出口也会有所增加，但该国的福利实际上会受到损失。这种观点被称之为“弹性悲观主义” (elasticity pessimism )。

　　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悲观主义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这一假设被证明是如此荒谬，以致于最新潮的学术风气又似乎转变到另一个极端，认为一个小国的所有可交换商品都具有完全可变的世界需求。自然，这两种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实际上信奉这种弹性悲观主义假设的国家，肯定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即通过对其既有资源实行再配置和贸易的真实生产率，从而为经济起飞提供强大的推动，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的东亚国家都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三）

　　如前所述，台湾起初奉行的是流行的发展战略，即在国内通货持续膨胀的同时，严重高估台币的价值，但通过严格的配额限制和高关税壁垒来保持收支平衡。在这些政策下，台湾能够出口的商品仅仅只有几宗传统商品，即蔗糖、大米、波萝以及其他零星产品，而这些产品主要是进入通过台湾战后的贸易关系(即对日本)而建立的市场。新的出口工业和新的出口市场尚未开拓。因此，实现工业化的努力被局限于为高度保护的国内市场生产廉价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因为50年代初期，国内消费者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进口替代工业的运作状况，不可避免地大大低于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所必需的水平。

　　因此，利用进口数量限制而大大高估国内通货的价值，等于否定该国能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专业化当中取得巨大利益，也否定了通过扩大市场(包括出口市场)使工业发展达到其运行的经济规模的唯一机会。

　　1954年夏天，台湾当局聘请我和已故的刘大中教授为经济政策顾问。我们趁此机会说服政府采取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的政策，即把汇率降低到不需要严格的数量限制和高关税壁垒即能够保证贸易收支平衡的真实水平。

　　当时，一位有名望的部长告诫我们说，台湾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对汇率几乎没有弹性。当时台湾出口的两类主要商品是蔗糖和大米，两者约占50年代出口商品价值的80%。实际上,台湾的蔗糖出口量足由国际蔗糖协定限定了的；该协定把每年的世界蔗糖市场划分给参与协定的每个蔗糖生产国。大米专门是向日本出口，其数量和价格(按美元计算)每年都通过两国间的直接谈判来确定。严格地说，这些出口商品对汇率的需求弹性为零。因此，在这位部长看来，台湾似乎是这样一种发展中经济的典型情况：只能生产几种传统的出口商品，而这些出口商品对世界市场需求完全没有弹性。如果是这样，汇率贬值就只能使贸易条件恶化，并推动进口品的内价格上涨，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即使传统的出口产品对国外需求没有弹性，在台湾存在着富足的廉价劳动供给的条件下，肯定有上百种其他产品可以生产。这些产品在那些劳动力相对匮乏，从而工资成本较高的国家是很容易找到销路的,但前提是台湾相对富余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没有因高估台币价值而人为地被掩盖。

　　针对那种认为汇率贬值一定会推动国内通货膨胀的观点，我们指出，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当其供给的数量受到限制时，并不是由它的产地成本来确定的，而是由国内有效需求的强度以及允许这些产品进入该国的数量来决定的。在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并且假定台湾所有可出口商品的国外需求在总体上说并不是无弹性的，那么，出口的收入将会增加，从而能够增加进口的数量。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以后，进口能够与出口同步扩大，那么，贸易将会继续保持平衡，汇率贬值也不会起用货币衡量的总有效需求的扩大。因此，认为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会提高所有进口品的价格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只要进口商品的关税高于所谓“适度关税率”，毫无疑问会由于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而增加实际收入。因而，如果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没有草率地增加货币量，则价格总水平更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幸运的是，我们这些主张逐步得到了政府的认可。1958年4月，一位赞同我们的主张的部长出任汇率和贸易管理委员会(Foreign Exchange and Trade Control Commision)主席，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的原则终于被作为一种有意识的逐步实现的政策目标而采纳。当月，基本汇率从15.55新台币( NT$ 1.55 ) 下降到NT $ 24.58(买入价)和NT$ 24.78(卖出价)。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出口商(除了蔗糖、大米和食盐的出口厂商外)将得到外汇上缴证明书，代表其出口收入中应上缴台湾银行的数量。他们可以在市场上把这些证明书卖给进口厂商。进口厂商要从台湾银行购买外汇以支付产品进口时，必须出示这种证明书。同时，为了使外汇证明书市场需求准确地反映对进口商品的市场需求，大胆地解除了各种允许进口的商品(奢侈品例外) 的配额限制。一般来说，仍然保持了现存的进口物的高关税，但是20%的国防附加费(通常根据进口产品的价值来核定)要接应付税款来核定。这样，外汇证明书的市场价格就在固定的基础汇率的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变动，使由此而产生的实际汇率能够在现有关税制度下面走向均衡汇率，能够根据供求条件的变化自动地调节。

　　这种实际汇率被逐渐应用于所有的进出口商品和大多数汇款或转移支付。结果，复杂的多重汇率制度终趋统一。1959年8月，为了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的规则，台湾银行停止了把实际汇率分为基础汇率和外汇证明书两个部分的做法，并宣布从此以后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1:38.98(买入价)和1:38.38(卖出价)，1960年下降到1:40.00，这一汇率一直延续到1973年,2月。

　　（四）

　　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政策对台湾外贸的影晌的确是非常显著的。尽管弹性悲观主义者作出了悲观的断言，但是汇率贬值和1955年开始实行的出口退税措施，确实把台湾的对外贸易从1954年的低潮中恢复过来。但只是在60年代，把汇率同放松进口需求控制联系起来之后，出口的发展才真正开始起飞。到1970年，台湾出口的价值( 按美元计算) 增加到14.81亿美元，而最低点的1954年仅为9300万美元，16年间增长了15.9倍。60年代期间年平均增长21.7 个百分点。整个70年代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到1980年，台湾出口商品价值达198.11亿美元，是1954年的200多倍。70年代期间出口每年平均增长32. 6%。

　　实行贸易自由和更真实的汇率所推动的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台湾经济能够调整方向，更集中地发展那些能够利用台湾有较大优势的资源禀赋的工业，避免受到资源约束的工业。这可以从台湾的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1952年，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在台湾的出口商品总价值中占91.9 %。到1970年，这两类产品所占份额下降为21.4%；到1986年，它们在总出中所占比例仅仅为6.5%。相反，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份额则迅速上升，1952年仅为8.1%，1970年就上升到78.6 %，1986年更上升为93.5%。

　　以上事实表明，对于一个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种，总人口密度超过荷兰的拥挤小岛来说，其比较优势显然不在于农产品，而在于生产那些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大，但对土地面积和资本的需求较步的产品。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纺织、服装、鞋、雨伞、玩具以及其他一些轻工业产品最适合台湾的资源禀赋。

　　（五）

　　继续出口的农产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出口的产品需要大量土地，如大米、蔗糖等，而现在则趋向于出口那些非常劳动密集的、但相对节约土地的农产品，例如可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内常年生长的蘑菇。

　　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以后，台湾的出口显著扩大。这是对战后初期流行的弹性悲观主义的有力驳斥。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发展的经历也没有赞同后来为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纳的假说，即一个小国的可交换商品对世界市场需求具有无限弹性。

　　台湾的经历表明，无论是弹性悲观主义的旧论调，还是可交换商品具有无穷需求弹性的新假说，都没有反映像台湾这样的小型经济所面临的真实状况。虽然台湾的出口在实行忙率贬值和贸易自由之后突飞猛进地发展，但对于每一件具体的出口商品来说，当它的出口量增长到对外国生产者产生威胁的水平时，往往会遇到数量限制。每宗产品的国外需求曲线将突然从近乎水平状态的弹性曲线，向下转折为弹性为零的垂直曲线。也就是说，当外国国内的竞争性生产者感到威胁时，他们就会要求本国政府对有关产品的进口施加数量限制(有时是在“自动限制”的婉辞下进行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台湾只有努力去开辟新的出口市场。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当过多的产品打进新的市场时，又会遇到同样的数量限制。另一种选择是开发新的出口产品，但最终仍台遇到同样的经历。台湾出口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发展，乃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说明。

　　如上所述，台湾迅速增加的人口密度，使得出口大米的生产很快变得无利可图。于是开始把蘑菇作为一种新的出口作物来生产，因为蘑菇能够在较小的空间内生长，占地面积相对要小得多。这种新的作物很快发展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出口价值每年超过100万美元。但是，美国很快对台湾向美国出口蘑菇施加所谓“自动限制”。于是，台湾又在欧洲共同市场开辟了新的蘑菇出口市场，同时开发了一种新的出口作物：芦笋。但是,芦笋出来很快又重复了同样的经历，美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象对待台湾蘑菇出口那样，开始对台湾芦笋出口施加数量限制。因此，台湾必须不断地去开发新的出口产品，开拓新的市场。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工业制品的出口上。例如，台湾的纺织品、鞋、雨伞、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等产品的出口，都相继经历了来自美国和西欧的限制。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发新的出口产品，不断地开拓新的市场，台湾才能使出口总量按如此显著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于一个小型的发展中经济来说，其可出口商品的世界需求既不象初期的弹性悲观主义断言的那样没有弹性，也不象现代教科书作者所断言的那样有无限弹性。这样一种发展中经济所面临的总需求曲线在某一阶段可能有较高的弹性，然后突然垂直向下转折。但是，如果该国的企业家灵活机动，善于随机应变的话，他们将很快开发新的出口产品，或为原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对这些产品，需求曲线又会靠近水平方向延伸，并可能再次以垂直向下转折而结束，如此等等。

　　（六）

　　对于台湾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具有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由真实汇率所提供的极大的刺激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实汇率使出口厂商能够获得其出口收入的充分市场价值。而且，台湾不带偏见地对待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外国资本参与国内工业的态度，也使台湾经济受益非浅，因为外国投资者经常带来新的产品设计和新市场营销战略。

　　出口构成的迅速变化和出口商品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迅速提高，自然带回了台湾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1951年，在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农业产出所占份额为32.5%，而工业产出(包括采掘、制造、公用设施、建筑)的份额仅为23.7 %。1970 年，农业产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5 %，而工业产出的份额上升到41.3%。这一趋势持续于整个70年代。1985年，农产品的份额下降到仅6.0 %，而工业生产的份额进一步提高到49.7%。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权重向工业生产的转移，对于人均实际收入和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改善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台湾这样一个拥挤的小岛上，农业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无情的收益递减法则。防止这一法则大规模地作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但不是工业生产的限制性要素。这种生产资源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重新配置，以及集中力量发展台湾具加真正比较优势的工业的能力，是台湾之所以不仅能供养大量人口，而且能够使真实人均收入水平提高7倍的基本原因。但是，只有通过使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型发展过程的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这种资源的集中和重新配置才可能进行。

　　（七）

　　不顾资本短缺和通货膨胀实行低利率政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通过对外贸易和专门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带来了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的同时，必然引起国内人民增加储蓄以实现经济的起飞，即提高能使人均实际收入保持持续的自我增长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要维持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除了因技术创新和贸易机会的改善而引起的超常繁荣之外，取决于单位劳动力拥有的生产性资本的增长。但是，生产性资本的增加必须靠储蓄来融资。

　　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冲出贫困陷阱和争取自我发展的能力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要产生出足够的储蓄，作为资本设备投资的资金来源，从而使单位劳动拥有的生产性资本甚至在人口增长时也能够不断增加。正如W ·A·刘易斯教授指出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理解一个经济共同体从5%的储蓄率转变到12%的储蓄率的过程——以及与这种转变相伴随的观念、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所有变化。

　　不幸的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货币理论方面流行的学术观点包含着一种完全错误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刺激而是抑制了公众的储蓄。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都是把利率结构压到那些拥有丰富的资本供给和稳定的价格的发达国家的低水平上，错误地认为低利率政策是刺激实际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避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必须采取的政策。实际上，在面临通货膨胀和国内资本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政府强制的低利率政策引起了对银行信贷的极大增长，从而推动了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且还抑制了储蓄向有组织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流动，把私人投资引向不动产或其他非生产的渠道，从而降低了国内真实资本的形成。

　　早在1950年，在发展中的经济中，台湾或许是最早大胆抛弃经院式的低利率政策。当年年初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100%，台湾把储蓄存款利率提高到接近当时的通货膨胀率。1950年3月，台湾银行实行了一项被称为优惠利率存款(PreferentInterest Rate Deposits)的特别储蓄存款制度，这项制度把储蓄存款的名义利率提高到月息7.0%，这是前所未有过的高水平。按复利计算，年利率可高过125%。

　　这种高利率政策的确产生了极富刺激性的和成功的影响。1950年3月末，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共计为600万元新台币，仅为临时货币供给(现金+活期储蓄)的1.7%；到六月末迅速上升到2800万元，相当于货币供给的7.0 %。更为显著的是通货膨胀得到了迅速的抑制。在1950年第一季度中，台湾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每月10.3%，到第二季度急剧下降到仅每月0.5%，从1950年5月份开始，物价实际上略有下降。

　　由于这种迅速成功的鼓励，也由于担心125%的年利率会危及物价的稳定，在7月份，政府大幅度下调利率，月利率降低为3.5 %，下调了一半，到10月份又下调到3.0 %。对于政府政策的这种突然转向，公众的反应是不再向银行系统提供新的储蓄，甚至开始挤兑。到当年12月底，总储蓄存款下降到只有2600万元新台币，仅为流动性货币供给的4.5 %。而且，物价在8月份又开始迅速上涨，到1951年2月，物价水平比刚刚宣布削减利率的1950年7月高出65%。

　　由于害怕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51年3月26日，台湾货币当局被迫将一月期存款的利率从月息3%提高到4.2 %(相当于年利率64 %)，公众因此而得了充分的满足。一年之后，储蓄又快速地流进了银行系统，到1952年3月底。储蓄总额已达到2.71亿元新台币。为临时货币供给的31.2%，六个多月以后，储蓄更提高到5.41亿元，为临时货币供给的56.4 %。物价也再次完全稳定下来。

　　打那以后，货币当局总是在认为出于稳定物价需要时，小心翼翼地逐步降低利率。但是，由于当时缺乏一个自由的货币市场，利率的下调只能根据货币当局对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的主观感受来决定，他们常常过高地估计老百姓对价格稳定的信心和向银行存款的意愿，从而经常过份草率地削减利率，并致使物价上涨。但是，当利率再次提高时，物价也会再次趋于稳定，银行储蓄存款又会恢复上升的势头。

　　有一个事件值得特别一提。在1972年和1973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对于台湾来说则是很成功的两年，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1972 年为4.74亿美元，1973年为6.91亿美元。因为吸收全部外汇盈余是中央银行的义务，所以这两年中，国内货币供给(现金加活期存款)分别增长38 %和49%，而公布的货币供给的计划增长率为20%。结果，物价在长期的稳定之后开始上升。1972年物价上涨7.3%，1973年暴涨40.3 %。台湾民众记忆犹新的通货膨胀的幽灵又重新出现。储蓄存款的年增长率从1971年的40%下降到1973 的21.5 %。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储蓄存款很可能出现负增长率。但是，货币当局作出反应，把一年期存款利率从8.75 %提高到973年7月份的9.50%，同年10月又提高到11%，1974年1月再次提高到15%，希望以此阻止存款增长率的下降趋势。

　　这些努力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在1974年间，储蓄存款总额增加到431亿元新台币，比上一年末增加37.6 %；而1973年仅仅增加200亿元，增长率为21.5 %。其增长额相当于1974年货币总供给(M1)的50%，超出的这部分金额将要转移支付出去，除非银行把超出部分保留下来用于发放贷款和进行投资活动。因此，它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反膨胀力量加入到1974年的巨额贸易赤字(8.9亿美元，相当于309亿元新台币)中去。当年的世界性衰退只是发生这种贸易赤字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政府有意识地制造的，政府放宽了对奢侈品(包括国外豪华汽车)进口的限制，鼓励私人制造企业进口更多的材料和机器设备。这两种强有力的反通货膨胀力量，完全足以抑制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使这一增长率在1971年间下降到7%，通货膨胀率在1974年间迅速下降至14.9%，到1975年，物价水平完全稳定下来。

　　台湾的经历反复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的储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众在银行系统自愿储蓄的必不可少的诱导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它结论性地证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家认为提高法定的受控制的低利率将刺激国内的通货膨胀的观点是错误的。

　　物价的相对稳定和颇具吸引力的储蓄存款利率，使台湾人民传统的节俭习惯得以恢复和发扬。

　　另外的税收措施也被用来鼓励储蓄和投资，例如，对储蓄存款所得免征个人收入所得税，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免征公司收入税，等等。这些诱导措旋引起了银行自愿蓄的增加，为那些受到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刺激的国内投资者提供了必需的非通货膨胀性的融资来源。这些非通货膨胀性融资来源使得投资活动成为可能，从而带动了1960年以来人均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另一方面，实际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反过来又使得增加储蓄更加容易，因为消费的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是一个自然的趋势。用这种方法，台湾迅速地从一个储蓄倾向极低的经济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很高储蓄倾向的经济。

　　1952年，台湾用于储蓄的国民收入仅5.2%，而到1963年，储蓄率已经上升到13.2 %，超过当年英国(9.8 %) 和美国(9.1%的同一比率。1972 年以来，台湾的国民收入储蓄率甚至开始超过日本，而日本的这一比率通常是世界上最高的。1978年，台湾的储蓄率高达35.2%，而当年日本为22.3%，英国为9.0%，美国8.9 %。

　　正是这种产生充分国内储蓄的能力推动了台湾经济的起飞。如果把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国家理解为：一个奋斗中的不发达国家(它仅仅只能设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至固人口的增长而下降，甚至需要外国援助才能做到)，转变成一个能够在人均实际收入方面很容易取得自力更生的迅速发展的国家，那么应该说台湾是非常成功的。

　　实际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要通过生产性资本的持续投入来实现，而持续的资本投入又需要由储蓄提供融资来源。因此，如前所引，W ·A ·刘易斯曾经把12 %或者更高的储蓄率看作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但是，更具体地说，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是，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该国的国内储蓄水平应该超过维持资本/劳动比率所需的水平，也就是说，来自国民生产净值的储蓄率应该超过资本/产出比率与人口增长率之乘积。

　　运用这一条件来看台湾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是如何逐渐创造了经济起飞条件的，如果说台湾已经完成了这一起飞的话。在尚未实行汇率贬值和贸易自由政策之前，经济起飞的条件还远未满足。但是，当贸易自由和随之而来的出口扩大成为正常状态，明智的利率政策恢复了台湾人民传统的节俭习惯之时，台湾的储蓄率激剧地上升。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所必需的国内储蓄的不足也很快得到了补足。1963 年，国内的储蓄倾向开始超过为保持一个不变的资本/劳动比率(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投资。最初的超过额确实很小(1963年仅仅约3个百分点)，但从那以后，其超过额迅猛地增长，1964年为7.3个百分点，1965年为8.4，1966年为11. 5，等等。70 年代，台湾的储蓄倾向继续快速上升，增长了20 %以上，最终高达35%。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外国资本的支持，现在台湾也有充分的能力实现人均实际收入持续的和令人满意的增长率。

　　假定1963年为台湾经济起飞年，实际上在此之前，台湾的资本形成极大地依赖外国援助和外国资本流入。直到1962年，这些外援外资在台湾资本形成的资金来源中的比重不低于30%到50%。但是，从1963年以来，由于美国对台援助迅速减步，到1965年完全终止，因而外国的资本流入和转移支付也急剧下降。1963年经济开始起飞，从此以后，国内储蓄不仅成功地填补了因外国援助减少所形成的缺口，而且保持了国内资本形成的不断增长。1975年以后，台湾甚至成为资本输出国。

　　台湾的发展战略还有一个附带的有利影响，那就是：虽然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收入分配并不是象西蒙·库茨涅兹和其他权威学者所说的那样必然变得更不均等，实际上得到了稳定地改善，直到1978年。考虑到许多有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实际上都认为，在增长与平等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对于台湾经济迅速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改善同时并存这一事实， 已经花了一定功夫去解释。

　　根据有利的事后认识，要解释这种高速增长与收入均等的改善并存的现象并不困难，有些东西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观察到的。主要的解释取决于以下事实：台湾过去的发展战略的两大支柱，在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改善中发挥了作用。首先，贸易自由和出口推动政策， 引导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从土地密集型农业向那些台湾明显县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这种劳动力供给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妲部门向迅速扩张的新兴出口工业部门转移，自然就意味着边际劳动生产率从而实际工资率有较大幅度的净增加。

　　其次，在台湾抛弃人为的、政府强制的低利率政策，使台湾避免了选择过度资本密集和劳动节约的生产方法或使用这种生产方法的工业。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误以为资本价廉，由于强考虑国家的威信，因而往往采取上述生产方法。这种谬误的，然而非常流行的低利率政策，倾向于大大减少工人数量；而在可投资资金数量既定的条件下，这些工人是能够被吸收到生产眭就业岗位上去的。这样，大量劳动力被留在传统的、低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上。此外，如上所进，这种低利率政策还阻碍了储蓄向金融机构的流入，从而减少了可用于投资的非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的供给。台湾避免了这种共同的错误，在不断扩大的出口工业中为工人提供了迅速增加的新的就业机会，这叉使得劳动人口的实际收入迅速地提高。

　　最后，如果说从台湾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均等并存的经历中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台湾正确地抛弃了战后发展理论中的一些时髦观点；这些观点在支配和控制方面提出了一些小聪明决窍，作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办法。战后至今的时期已经够长了，足以让我们对下面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战略的结果进行比较。第一种战略是以前的时髦政策，即运用数量限制和关税壁垒来保证为进口替代的工业提供保护性的国内市场，并通过对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严格控制来维持低利率。第二种发展战略是与此相反的政策，即实行贸易自由，用均衡汇率推动出口；实行市场利率，以保证自愿储蓄的最大化和可得资本贷金的有效配置。哪种选择更加为明智， 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看来已对此怍出了足够明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