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杰出院士埃德蒙·费尔普斯最近一直活跃在创新和创业领域，他对创新是怎样的认识？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创新者？

　　在新华都商学院，身为院长的费尔普斯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实际上，发明只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长期下来可能会成为创新，也可能不会成为创新。因为对于创新来说，不管是新的产品，还是推出产品的新方法或做法，是能够得到使用的，所以，它和发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无所不在的创新

　　“对于创新，尤其是无所不在的创新，是1820年左右开始进入英国和美国，之后再进入法国和德国，这种创新是由商界推动的。”费尔普斯说，商界有各种各样的想像力，会创造或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方法，商界的确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创造新鲜的事物。这些观点跟大学教授的观点正好相反，在大学里，人们学到的是“通过科学进行创新”。我希望大学教授的观点有所改变。

　　190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是约瑟夫·熊彼特，他提出“创新是科学家的专利”，只有科学家及航海家这些人才能创新，认为商界是没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完全不同。”费尔普斯说。

　　中国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费尔普斯认为，创业家和创新者两个概念不同。创业家是不断寻找机会，如果有可能，就可以将机会转变成功，转变成更好的商品或更经济的生产方式等。对于企业家来说，创业家有较宽阔的视野，眼观六路，寻找机会。创新者则是另一类人群，狭隘地关注一个领域，在一件事情的深度上钻研。也许会有一些新点子，找到一种新生产方式，创造一些新产品。创新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管理初创企业的人。创新者需要运营官帮着进行企业运营，管理者则需要具备各方面知识。

　　费尔普斯表示，中国、美国和欧洲如果在这方面展开比较，中国的确具有强大的企业家创业的精神，在古代及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爱尔兰经济学家18世纪来到上海，在他的描述中，上海每个街角都有企业家，每个地区都有创新创业的脉搏在跳动。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是保持着好的创业精神。对美国人来说，CEO更多关注短期既定的目标，虽然会谈到一些机会，但没有真正出去挖掘机会。在欧洲，企业家在创办企业时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由于法规的监管，使得创业成本很高，风险也大。

　　创业是兴奋的旅程

　　“很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中，学校里的学生没有独立思维的能力等。但这样的想法并不真实。我有一支研究团队发现，美国在创新速度上的确排在第一位，中国排在第二位。但在20年前，英国、法国基本上排在第二位，这两个国家已经落后了。中国的创新开始展现出好的成绩。”费尔普斯说。

　　他谈到，相比在政府机构或一家大公司工作来说，创业是一段令人兴奋、更有意思的旅程。商学院帮助人们在创业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可以让创业者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怎么创办企业？企业融资怎么解决？市场营销怎么做？没有经过商学院培训的创业家，能抓住市场上的一些好点子，让企业一夜成名。实际上，创业家在企业早期阶段是需要得到帮助的，专业知识不可替代。有专业背景的人要了解创业的精神，包括伟大的企业家是怎么样形成的，有怎样的品格特征和背景。

　　费尔普斯表示，鼓励公司管理层、CEO等去商学院学习，让其更具有创新性和想像力。不仅对于创业者，对公司的CEO、中层管理者及一线工作人员、商界人士，都可以鼓励其更具有创新性。

　　过度监管的弊端

　　费尔普斯坚持创新由商界推动的观点。他聊起英国脱欧，“英国百姓觉得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所制定的很多法规经常出乎意料。”

　　他表示，存在欧盟过度监管的问题，很多举措在几十年前是闻所未闻甚至比较极端的。比如，对老师有很多规则规定，使得老师不能自由尝试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方式。我们之前没有听过，没有注意到太多抱怨，现在看起来，这种规则加在一起是非常大的负担。对于企业家和员工来说，现在就觉得这些规则和规章制度已经受不了了，更糟糕的是，以后会出新的规则和新的法规。

　　费尔普斯表示，对于英国企业家来说，想创办一家新的企业，很可能在未来因为不可预见的法规和规则，使得商机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很多有创意的企业家都觉得，受到这么一个遥远地方布鲁塞尔的监管觉得不高兴。脱欧，是对于被欧盟限制的一些条件的反叛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