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头攒动的创业咖啡厅里，耶鲁大学医学院金发碧眼的卡茨博士正侃侃而谈。这位“Gene-in-Cell”团队的负责人希望将人类的身体免疫系统“变为一支军队”，而科学家们则是这支军队的“将军”，击溃白血病和一系列免疫系统疾病。这里并不是硅谷，而是在青岛举行的中美创客论坛暨中美创新创业大赛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青年带来了各种“黑科技”。有清华大学的男生开发应用，为爱好者召集球友；也有来自华盛顿的留美博士，用3D打印解决口腔医疗问题。

　　“中美创新创业合作既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纽带。影响创新创业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人的因素。”山东大学校长张荣说，“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推动创新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创新，必须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创新创业基因。”

　　这些年轻人的交流，正在为两国创新带来变化。

　　尚年轻的中国创新生态圈

　　“硅谷的团队往往会比北京的团队更专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归高技术创业者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坦承。这与技术能力无关，也并非所获支持不够，实际上，常常是过于热情的关注导致的。

　　他在中国创业的朋友们取得阶段性的成绩后，立刻成为宣传模范，每隔几周就要接受各种来头的参观与接见。他们握手、交谈、介绍经验，科研计划不得不被打乱。

　　在他眼中，这尴尬的背后，是一个尚年轻的中国创新生态圈。资本难免浮躁，恨不得资金下去半年就有回报，而科技创业却往往需要面临漫长的研发阶段。创新创业团队在资源上过于依赖政府，因而缺少发言权。政府保姆式地支持，缺乏科技创业孵化的经验，又难摆脱宣传任务。

　　芝加哥大学创新中心主任John Flavin打开一张ppt，图片上，五颜六色的圆圈交互连接，圆圈上标着“大学”“企业”“社会”“政府”，他们各司其职，创新就此发生。高校输送人才，生产点子，而市场则引导创新生产。

　　“孵化器也好，政府也好，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Flavin给记者解释芝加哥创业生态经验时说：“有什么措施，有什么标准判断，都要在规章里写清楚；有什么决策，也要及时公布出来。”

　　不仅机构，创业者也需要透明度，这也是国内创业者常常忽视的。

　　“不了解情况，美国投资人也着急啊。”卡茨博士耸耸肩。生物医疗的研发要经历基础理论研究，生物实验和临床试验，往往要以几十年计，这也是为了保证安全和效果必须付出的代价。面对投资方，他们的团队不怎么谈情怀，而是以医学生绝对理性的方式沟通。

　　团队将一个宏大的远期目标分解成无数的短期小目标，及时地与投资人沟通。这样，他们即使还没看到自己的钱回来，知道每一步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也可以安心。

　　在这样年轻的圈子里，国内外创业者的心态也多有差别。

　　令来自华盛顿的创业青年白博士感到激动的是，国内的双创大潮高涨，创业项目层出不穷。但他也注意到，这些项目中的大多数只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稍微跳高一点点，创新一点点，少有平台式的创新。

　　卡茨博士所做的，就是“平台式”的创新。他们所专注的T细胞疗法，专注的不只是DNA，而是RNA的结构。目前，他们仅仅以一项疾病为靶。一旦技术成熟，更多的科学家和医生可以在此基础上，参照已有的规律，调动免疫系统的大军，向各类免疫类绝症发起进攻。

　　尽管研发旷日持久，但这位医学博士非常自豪。每一天，团队都冒出新点子。他们甚至想到：如果标注细胞加以消灭可以攻克绝症，那么标注细胞后进行复制，是不是可以治疗先天性贫血呢？这些点子大多因为成本和精力不足而被放弃，静静地沉睡着，等待着合适的未来。

　　“我们在做创新的创新。”他笑笑说。

　　硅谷、青岛、芝加哥，创新不以地域区分

　　中国的创新需要国外经验，而国际创新也不能缺少中国的存在。

　　“我们需要中国。”卡茨博士说。在他眼中，这个不算成熟的圈子，潜藏着巨大的能量。

　　他来到青岛，为将要进行的临床研究寻求合作医院。这种致力于消灭人类病痛的新疗法，在追求安全与疗效的道路上，不能仅仅有美国的案例。而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上的任何一片国土一样，同样需要创新成果。

　　事实上，中国已经拥有了几支研究T细胞疗法的团队，有的来自清华大学等本土高校，也有的来自大洋彼岸。卡茨并不把他们当成竞争对手，而是看作一起开拓新边界的伙伴。

　　目前，卡茨的项目在中国和美国都设立了实验室，在美国主要专注于前沿开发，在中国主要专注深入实验。在他眼中，中美在科研环境方面的差异，远远不如高校与市场之间的差异大。

　　中美面临同样的问题。据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介绍，这所研究性大学每年能诞生150项专利技术，但“真正能够转化成生产力，能够变成产业落地的非常少，可能5%都不到”。他觉得，原因有两个：一是研究转化为市场应用需要一个过程，很多懂技术的并不懂市场；二是高校很难锁定社会层面的需求。

　　耶鲁大学的知识成果转换由专门机构OCR负责，连接起高校技术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为还未走向市场的技术估值是一项麻烦事，和很多中国同行一样，卡茨需要与OCR不断谈判探讨，希望能为自己的技术多争取一些分量。而他自己，则努力地适应从一个科研工作者到一个项目负责人的转化。

　　“到哪里，都需要认识关键的人物，为你的项目打开一扇门。”卡茨笑言，“中国和美国没什么不同。”

　　除了金发碧眼的新面孔，也有为梦回来的游子。Mancala生物科技的创始人陈思十几岁随父母移居北欧。这个地方显得太闲适和稳定了，装不下他一直以来的创业梦。这个成绩优异的博士毫不犹豫远赴硅谷，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工作。在那里，他找到期待已久的热情。一次回国之旅，他感受到了同样的节奏。

　　陈思希望能解决故土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他的机会。在北欧，社保资源健全，人们多拥有家庭医生，大医院也不会人满为患。他的项目是一种医学测量仪器。他希望能在中国的小医院和诊所中推广这种仪器，以此来缓解涌向大医院的就医压力，进一步缓解医患矛盾。

　　“我现在每天睡4个小时，我周围的人也是。”他哈哈一笑，“创业嘛！”

　　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华裔教授Shuigen Xiao看来，美国的西海岸创业中心非常独特的一点是“旋转门”政策。

　　这扇门开在大公司与初创公司之间，员工看到机会，可以通过这扇门离职创建自己的公司。如果失败，大公司依然非常欢迎他们，认为这些尝试过的人吸取了经验教训，对公司来说是宝贵的财富。他们依然可以通过这扇门回到公司里。

　　如今，这并不是仅限于美国的现象。海尔集团轮值总裁周云杰发现，这几年，企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小微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员工由雇佣下的执行人，变成直接面向市场创新的合伙人。不断有人退出，也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进来。

　　海尔电器集团察觉到一个痛点：孕妇坐着看电视不舒服，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则好受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人针对这个需求提出了解决方案，最终，一个来自美国硅谷的创业者想出了投影的点子。海尔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征集了制造资源方和采购供应商方。

　　一个无边界的团队被建立起来。2015年，这家小微公司众筹1500万元，今年刚刚谈完了第二轮的融资，大概估值在2.5亿元。

　　有嘉宾表示，创新的体制很难说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

　　生态圈的交融，是人的交融

　　在胡金焱看来，中美两国将面对共同的问题，也从彼此获得宝贵的经验。创新领域的国际交流不仅将带来经验的交换，更重要的是人的交流。

　　山东大学正在建成以工程训练中心为基础的实习实训功能区，覆盖全校所有学生。而“工程师文化”也是硅谷创业文化的核心。

　　而英国莱斯大学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校长David Leebron意识到：教育应该采用更多新的方式，单纯把知识告诉学生的话学生容易忘记，但是如果参与进来的话学生会记得更清楚。而参与，可以让学生对问题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需要创业英雄啊。” John Flavin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在这个层面上，美国创业文化是可以复制的。中国青年，照样可以被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的故事激励，走出自己的道路。

　　而属于两国青年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吴甘沙眼中，“变革的力量”正在不断积累，“新能源化、智能化、网联化、出行多样化、共享化”……“万类霜天竞自由”。